1950年广州连遭暗杀军管会对面民房上天线让特务全暴露

  而这已经不是元帅在广州第一次遭受暗杀了。之前5月31日晚21时，当举行庆祝海南岛解放的宴会时，就曾遭遇过投掷炸弹的袭击。而后，广州市公安局还截获了台湾方面特务在香港成立刺杀行动小组的情报。可敌人是怎么对元帅的动向如此清楚呢？这是敌人派内线打入了我方内部，还是我们内部有人通敌？这个谜团，直到一位眼尖的公安局侦查员在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院斜对面的一座两层小洋房的楼顶上，发现了一根天线才解开。这一个故事则要从1949年的广州解放说起了。1949年10月14日，华南地区最大的城市广州被四野十五兵团部队解放。政权在败退到台湾后，并不甘心失败的命运，随着十五兵团开始在雷州半岛集结，准备发起解放海南岛的攻势，台湾的“保密局”密令派出特务企图暗杀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同志，妄图以此造成我军后方的混乱，拖住我军解放海南岛的行动。

  在败逃之前，特务机关有计划、有预谋地在广东地区安插了一大批潜伏特务，这些特务和原来珠三角地区的土匪、地主恶霸、游勇散兵等相互勾结，在建国初形成了一股势力颇为强大的恶势力，不断地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各种破坏活动，杀人、抢劫、煽动暴乱等案件在当时层出不穷。

  此外敌特机关还利用毗邻广东的港、澳地区作为向内地渗透的跳板和基地，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纵容和默许下，在港澳设立半公开的，在当地大肆拉拢和收买流散的散兵、残匪、特务等，在经过特务培训后，即以探亲等名义派回内地执行任务，最多时甚至有时一天就派回约400人。仅仅在1950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就发生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暴乱、袭击、爆炸等案件多达340多起。据我公安机关的不完全统计，在解放初期，共有约5000名敌特人员潜伏在广东省全境，其中光是打入广州的敌特分子就多达3600多人；而一般的土匪武装人数有4万多，其中有1万多人就活动在广州及周边地区。他们有的组成了“广东敌后暗杀团”，有的参加了“广东突击军”，活动非常猖獗。

  作为有明显黑帮背景和作风的，暗杀是其对新政权的主要破坏方式之一。敌特机关总是认为只要能刺杀我党政军领导，就能制造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进而动摇人民政权，以便为所谓的“反攻”创造机会。在这种奇葩的心理支配下，敌特机关开出重赏，企图“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扬言“杀掉一名部长，即奖励黄金10条”。在黄金的刺激下，不少亡命之徒蠢蠢欲动，一时间气氛极为紧张。

  1950年4月，随着对海南岛的攻势即将开始，台湾特务黄强武、钟嘉、陈星群和梁中华等4人在广州碰头后，来到市中心的北京路，在一家饭店里开始密谋如何刺杀。由于陈、梁二人是广州本地人，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而且在三教九流中有众多的熟人。他们很快就打听到经常到基层去视察工作，因为广州市内河流众多，而桥梁却不多，所以当要去去西郊、黄埔岛等地视察工作时，都会乘坐一艘叫“珠江”号的小型轮船，此外还经常在西园酒家宴请派领导、著名人士等。

  特务们根据收集的情报开始制定刺杀行动。随后其中一名特务黄强武兴高采烈地带着计划回到香港，向潜伏在当地的特务机关汇报，并且要求拨款、武器等；而陈星群则利用社会上的关系设法接近了“珠江”轮的驾驶员；另一名特务郭禄也通过拉关系走门路等手段混进了“西园”酒家，还当上了一名厨师。

  黄强武在获得其上司对暗杀行动的首肯后，立即返回广州，在与几个同伙密谋后，最终敲定了刺杀计划，他自己隐身幕后充当指挥角色。其他几个特务则分别被安排了任务，敌人的第一套刺杀计划就是通过认识的驾驶员掌握同志乘坐的“珠江”轮的动向。当同志乘坐“珠江”轮出去视察时，武装特务就立即驾驶汽艇尾随其后，并伺机接近“珠江”轮，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和手榴弹等对轮船发起攻击，将船炸沉；第二套方案是趁同志在“西园”酒家宴请宾客时，利用打入其中当厨师的特务郭禄将毒药投入饭菜之中，特务还计划在经常设宴的包厢座椅下安放定时炸弹，如果这所谓的“双保险”都没能成功，那埋伏在门外的特务就会趁着同志出门之际，一拥而上，使用乱枪和集束手榴弹攻击。

  敌人自以为这套刺杀方案“万无一失”，但实际上我公安机关一直在重视着敌特的一举一动。早在保密局发出要刺杀的命令1950年3月，广州市公安局就多次截获保密局和潜伏在港澳以及内地的特务之间的往来电文。其中保密局的电报是命令潜伏特务刺探广东省和广州市我党政军机关主要领导的行踪。4月份，公安机关又截获一份绝密电报称保密局已命令其在香港特务机关迅速派人潜入内地，到广州与潜伏特务会合以实施暗杀计划。但此时公安机关虽然对刺杀行动已经有所警觉，但对于具体执行此次刺杀任务是什么人，住址以及其他细节都不甚了了。

  但就在此时，广州市公安局突然收到了一封匿名的检举信，信中举报称德路善庆里13号2楼住户的陈星群是潜伏特务！信中还提到了陈家还窝藏有和特务器械等违禁品。这封信是刺杀小组的主要成员钟嘉写的，他在广州解放后，亲眼见到了我专政机关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广州市内的治安形势彻底扭转，并且也见到许多同伙在席卷大陆的镇反运动中纷纷落网。钟嘉既害怕这些以前的同伙将自己供出来，又担心自己哪一天被公安机关抓住，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他写了那封检举信，但过了几天，他不见公安机关采取行动，于是最终硬着头皮在一天深夜悄悄来到广州市公安局自首，将敌特策划的暗杀同志的阴谋计划全盘托出。

  广州市公安局对钟嘉的自首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且希望他能戴罪立功，将参加此次刺杀行动的特务一网打尽。于是钟嘉就按照公安人员的部署和安排，继续和几个同伙保持密切接触和联系，同时伪装积极，假意主动承担各种“危险”的任务，以博取同伙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获得更多的有关刺杀的情况和特务们名单，为我公安机关的最终抓捕行动创造条件。

  当广州市公安局摸清了敌特的所有计划和参与的人员后，就在市长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在敌特还陶醉在即将发起所谓“雷霆一击”之前看采取突然行动，将黄强武、陈星群、梁中华、郭禄等人全部逮捕，同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了大量、电台、毒药、密写药水等，于此同时，广州驻军部队也奉命出动，对打算配合这伙特务的土匪进行清剿，将他们全面消灭。

  建国初期，基层人民政权干部在深入群众了解社情民意，同时也进行对可疑人员的摸排

  台湾保密局的这次阴谋虽然失败了，但特务机关并没有死心。随着四野十五兵团在1950年5月中旬解放海南岛。5月31日晚21时，广州市长同志决定举行宴会，为得胜归来的第40和43军指战员接风洗尘，庆祝海南岛的解放。同志也到场为大家敬酒。就在宴会进行的中间，突然从院子里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宴会被迫中断，在紧急疏散人员后，公安机关对现场进行了严密的检查，发现原来是潜伏特务在院子的北围墙外一条僻静的小巷往院子里丢进来的1枚炸弹。

  6月20日晚上，特务又在的办公地广东省政府的附近引爆了用空罐头盒自助的炸弹，所幸这两次爆炸都发生在空旷地区，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或死亡。不久之后，外出开会时，在乘车返回的途中，在途径一辆停在岔路口的卡车时，隐藏在车中的特务突然向的座车射击，由于司机果断地切换方向，及时避开了敌人的子弹，才没有受伤，但座车中弹多发。不久，广州市公安局再次截获了台湾当局特务机关在香港再次成立了刺杀的行动小组，并且正在训练特务，伺机潜入广州执行刺杀任务的情报。随后公安机关立即向华南分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

  这连续的爆炸和枪击案件显示了特务的活动是多么地猖狂。广州市公安局随后展开全力侦破。在专业方面技术人员对这几个现场进行仔细勘察后，最终认定这三起案子是同一伙敌特所为，广州市局随后决心并案侦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敌人是怎么对市长的动向如此清楚呢？这是敌人派内线打入了我方内部，还是我们内部有人通敌？广东省公安厅和广州市公安局决心不放过一丝一毫的可疑点，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地毯式的摸排，但都未曾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这时在对周边的民居进行排查时，有人注意到在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大院斜对面的一座两层楼的小洋房的楼顶上，有一个很茂密的藤架，但这个在广州随处可见的藤架引起了公安人员的警觉。一般的情况下，这种有钱人家应该会精心打理爬在藤架上的植物，使其错落有致，疏密结合，但这户人家似乎有意让藤架上的植物长得茂密无比，将下面遮得严严实实，好像是想遮住啥东西一样，在经过仔仔细细地观察后，终于有一名眼尖的侦察员发现在这茂密的藤架中竖起了一根电台使用的专用天线，这立即引起了公安局的警觉。

  在通过对这户主人的背景做出详细的调查，以及对出入这座洋房的人员进行跟踪侦察后，终于确定住在这里的不是别人，是敌特潜伏在广州的所谓“内调局华南办事处”杨山站第四组组长兼“广东三角洲救国军自卫军第九独立支队”上校支队长陈正（化名戴天仇）的手下。随后我公安机关很快调集警力，从这里开始顺藤摸瓜，将这支嚣张一时的敌特的内情摸清后，随后在1950年6月23日采取行动，将陈正，以及所谓副支队长吴棠（又名吴福荫）以下23名武装特务全部抓获。并且从他们隐藏的地点先后缴获电台1部、长短枪6支和自制炸弹等一批武器和作案工具。广州市人民政府随后对这些罪犯进行了审判，并且在1950年8月4日，将陈正、吴棠等15名敌特分子押赴刑场处决，拔掉了台湾特务机关安插在广州市的一个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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